薛梅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乡愁》之所以成为余光中最为知名的作品，源于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响应与碰撞。对《乡愁》的解读，也许不同的阅读对象有不同的民族主义指称，但仍然从地域上或文化上共享了“大中华”这一前提。对“乡愁”共同推崇的背后，既是对一个统一共同体的渴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向本民族文化皈依的一个表征。 
    关键词：余光中；乡愁；民族主义；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0-02 
    余光中无疑是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也最广为人所熟知的台湾作家之一。一首《乡愁》，吟遍山河每一个角落，激荡起无数国族感怀。余光中也因此被称为“乡愁”诗人。不过，作为专业的文学阅读者，我们清楚的是，余光中自称是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不仅“右手为诗，左手为文”[[]]6，还精通评论和翻译，诗歌并不是其唯一擅长的文体。而且，在产量甚丰的诗歌创作中，创作于1972年的《乡愁》，并不是余光中最为得意的作品，严格说来也绝非他最好的作品。那么，何以是《乡愁》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认识余光中的标签呢？ 
    这和余光中及其诗作在内地的传播过程不无关联：作为介绍余光中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人，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在向内地读者介绍余光中时，选择的就是其以“乡愁”为主题的系列诗作；1989年，《乡愁》和《乡愁四韵》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成为每一个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孩子的必读课文；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朗诵《乡愁》，随后一场场冠名“乡愁”的诗歌朗诵会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 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转引“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直至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诗丛》，仍然是以“乡愁”为主打内容。 
    可见，是基础教育、大众媒体、政府行为、民间活动、严肃文刊、流行文化一起选择了余光中，选择了他的《乡愁》，它们以各自广泛的受众面，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使各个年龄阶段、各自社会阶层的人都自觉地将余光中和一首叫做《乡愁》的小诗连结在了一起，和一个“乡愁诗人”的称号连结在了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一起作出这个选择、这种联结呢？ 
1.国族认同：《乡愁》受欢迎的政治因素 
    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乡愁》中，“一湾浅浅的海峡”以文学的方式恰当再现了那种两岸分离的现状，并传达出来了面对此现状的“愁”绪——《乡愁》大受欢迎、被反复吟诵，与内地上下广为弥漫的国族认同期待相勾联。 
    国族认同期待常常外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形式。安德森说，有两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是人民的自发的，“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种是国家体制的，“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109《乡愁》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与其说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的结盟，不如说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结盟。其间既有“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巨大推动，更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把舵。事实上，余光中的每一次被浓墨重提，都和两岸局势不无关联。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和大众媒体等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与梳理，以及政治民族主义的不断重新阐释，与其说《乡愁》被解读成的是一种思乡之愁，不如说是一种分裂之痛。普通大众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虽是稍有不同，但从对诗歌的解读来说，也不外如此。正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合流，共同制造了一个“余光中神话”。 
    然而，2004年，一篇《视野之外的余光中》，却让这锣鼓喧天的“余光中神话”有些尴尬起来。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作者赵稀方直指当前中国大陆对余光中的去历史化、去脉络化追捧：“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紧接着，文章追叙“乡土文学之争”与“陈映真事件”中余光中的“公开告密”、“私下告密”行为，揭露其反共立场和道德缺陷，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台湾文学史与政治史中的余光中。 
    文章内容的真实与否尚在其次，但它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在与大陆官方完全相反的台湾官方意识形态下，写下《乡愁》的余光中确然是台湾官方的亲密战友，受到台湾当局的宠幸。“乡愁”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居然同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呢？ 
    1998年，在台湾中山大学召开的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余光中介绍自己的“乡愁”：“乡愁诗是时代的产物，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我过去所以会写出这许许多多情感饱和的乡愁诗来，是因为战争动乱，国家分裂，骨肉离散，令人心痛如焚。”[4]72这是一个高明的回答，一个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一定乐于听闻的答案。当然，这或许并非虚言。 
    1971年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相当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联合国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案》，台湾退出了联合国；同时，因为美国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竟也把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列屿一并奉送，台湾发生了大规模的“保钓运动”，这是台湾戒严20年来学生大规模爱国游行的肇始。方由美国归来的余光中，时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使命，或者仅仅是出于他一贯的信仰，对此是不可能没有反应的。从这个背景再去重读创作于第二年（1972）初的《乡愁》，我们可以猜测，诗中弥漫着的对大陆的浓浓思念，是不是和这样一个对台湾局势的忧虑与无望相关呢？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使台湾成为孤悬海外的“流浪岛”，“反攻”已然成为神话，剩下的只是久久的漂泊意识和生命虚飘无着感，那种需要故乡和一个强盛的国家的感觉一定分外浓烈，对华夏文化之根的渴望一定更加急迫吧。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面对国际形势和本地状况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从地域的角度来说，大陆官方也好，台湾当局也罢，对“乡愁”共同推崇的背后，其实都是对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渴望。 
2.“传统”共享：《乡愁》受欢迎的文化因素 
    然而，即使到这里，我们还是只能解释何以“乡愁”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但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乡愁”的读者远不止此，事实上，在整个华人界，余光中和他的“乡愁”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对象。 
    也许必须回到余光中的诗作本身才能得到回答。一如大多数评论所共同承认的，余光中的诗作兼具现代特色和传统意味。关于“传统”，余光中有自己的看法：“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4]3而仅仅从创作来说，从西方现代回归传统后，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确多有承继，仅就他和《诗经》乐府的关系而言，他的《月光光》《摇摇民谣》《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踢踢踏》《公无渡河》等诗，就都是采用《诗经》、乐府复沓回环的语言、结构形式。他的作品敏于对文字的感受、注重意象的采颉，擅长用典化典，结构完整，音韵和谐、节奏感强、富于音乐性，对《离骚》、唐诗、宋词、南唐小令等某些形式和技巧以及传统民谣多有吸收，在吸取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同时，的确更多的流露出古典中华文化即他所谓的大传统的影子。同时，在选材上，他的注意给作品注入历史感，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李广、王昭君、屈原、李白、荆轲刺秦、夸父逐日、长江、黄河……都是他反复吟咏的对象。 
    而从《乡愁》来说，这种对大传统的追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古代诗歌中“乡愁”是一个常见主题，历代诗人都留下了不少名篇：中年的苏轼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感叹，17岁的王维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遥想，豪气万千的李白会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忧国忧民的杜甫也会吟“今夜辘州月，闺中只独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惆怅，“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是断肠，当然，“人生天地长如客，何独相关定是家”的负气有之，“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痛楚亦有之，但是，无论怎样的怀乡愁感、思乡愁绪，仔细地看，其实都常常是借助某些具体的意象如“明月”、“登高”来表达出来，他们情感指向往往是具体的：亲人、旧知、往事，在他们那里，故乡是灯火、爱、亲情、温暖……，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牵连一处，并不可分。这一主题到了五四新文学那里，开始有了变更，从空间上确立起了具体地域的“乡愁”，牢牢的和带有着批判性的“乡土文学”、和对故乡陋习的洞悉锁牢在了一起。鲁迅的故乡是如此，萧红的呼兰河城是如此，沈从文的边城也不是如此……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乡愁遥指的对象，都是那代表着自然、素朴、然而也愚昧、落后的乡村。 
    《乡愁》显然和前者也就是余光中自己所说的“大传统”更接近。他怀念的对象显而易见不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乡村，而是如游子背井所离之乡；他的诗里，前三节分别吟唱的母子别、新婚别和生死别，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身逢国破家离之世，目睹满目疮痍困苦，写下的《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只不过凄惨减却，而更加古烛黄昏，一片古意潺潺而已；在意象的选择上，“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等，都是以小见大，也和古典诗词的写作手法暗合；而从形式上说，四节诗均采用三、十、四、五字数均衡对称的句式，工整划一，富于古典格律美；“乡愁”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四个叠词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四个数量词在同一位置的重复置换，使全诗音韵谐婉顺畅，朗朗上口，而这和《诗经》、乐府民歌的复沓章法，使一首诗的几个章节大致相同，只在相应的位置有规律地变换几个字词，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 
    这样，《乡愁》一方面以其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把个人的和包孕着无数有家归不得的海外游子的不尽的乡国之思传达了出来，另一方面，它在创作路径上暗慕明习古典诗词，将个人的记忆和一个庞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这使得《乡愁》既是一篇易得共鸣之作，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载体，在带领游子们畅想地域的家国的同时，也一起追忆五千年文化、历史所给予的乡愁。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此带来的个人的失落很容易导向对本民族文化的追寻。而余光中文化乡愁，无疑是为这一追寻注入的一丝清凉剂，它投合也唤醒着个人关于文化的想象与记忆，也正因为此，它很容易的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 
    因此，虽然在大陆官方、台湾官方之间，在余光中自己、大陆读者、台湾读者、其他华人之间，对于《乡愁》的解读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仍然从地域上或文化上共同分享了“大中华”的前提，而这，正是余光中和他的《乡愁》能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官方的民族主义和人民的民族主义的重重帘幕中，一样“左右逢源”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余光中. 余光中集:第六卷 [M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 赵稀方. 视线之外的余光中[ N]. 中国图书商报, 2004- 05- 21 
[4] 余光中. 余光中集:第一卷 [M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6] 转引自王杰. 深沉的眷恋情思 强烈的民族意识——台湾诗人余光中之《白玉苦瓜》赏析.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11（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