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章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文学豫军在我国文坛的地位逐年提升，受到了文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文学豫军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研究，总结其创作得失，增强创作的理论自觉性，提高创作水平和能力，使文化豫军在一度辉煌的基础上再振雄风，为人民群众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作品，把文学豫军的优势和河南文化大省的优势结合起来，使河南作家群这支军团占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地，更好地促进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豫军；文化背景；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0-02 
　　　　近年来，在我省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实施文化劳动战略，实现中原崛起的伟大进程中，文学战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文学豫军以其崭新的阵容和丰饶的文学实绩呈现出新的气象，业已成为建设文化大省中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豫军的旗帜出现以来，文学豫军在我国文坛的地位逐年提升，受到了文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这一文学军团和流派的研究蔚为大观。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锲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应当让全国的文学队伍，让全国的评论家们充分认识到文学豫军的成长过程，崛起过程，豫军确实在中国文坛上起着中坚作用”。自文学豫军创造出辉煌的文学实绩之后，文学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目光聚集于河南的文学界，研究工作随之展开，由一部作品研究，到一个作家一个时期甚或一生作品的研究，进而到对整个河南地域性文化的研究，其研究发展的轨迹是由单一走向复合，由个体走向群体，由局部到整体的跟踪研究。 
   一、文学豫军称谓提出的文化背景 
　　　　我们习惯于把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相同或相近的作家归为一个流派，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演变过程，解放以后新中国文学创作中形成的所谓“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便是基于这种既成理论的划分，很显然，这种划分不仅仅从风格和手法上进行归类，而且明显表现出地域的分野。事实上，作家群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出现在三晋大地，而以周立波为代表的“芙蓉派”则诞生于湖南。八十年代以来，大家习惯于从行政区域上划分作家群落。 
　　　　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都与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有着与历史文化渊源的承继关系。文学豫军这个称谓被提出的当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时期，我省的作家队伍重新聚拢了起来，一批辍笔的老作家焕发了青春，南丁、徐慎、乔典运、段痊法等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屡屡奉献出佳作，一批文学新秀登上了河南文坛，如李佩甫、张宇、郑彦英、杨东明、齐岸青等，在全国最具影响的当属张一弓，张一弓继《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之后，相继推出的一系列中篇小说，在产生极大社会影响的同时，对河南文学界是很大的振奋和鼓舞。这个阶段是文学豫军的发育和成长期。 
　　　文学豫军被叫响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本期内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向纵深处发展。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村面貌的变化，农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广大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而且也搞活了流通，促进了城乡经济的交流和繁荣。由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城市经济改革中，在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经过城市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各方面的探索，80年代的后期，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进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扩大和深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加快，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不但加快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观念的更新和解放，而且也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开始走向世界。其次，文学豫军挺立起来之时，正处在一个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的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直接变化除了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之外，就是由此所引起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纷至沓来，了解外部世界的眼界和胸怀，扩大了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对话的范围，文学创作的新意识显得空前强烈，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在这种文化潮流中获得艺术创新的借鉴和启示，文化创作显得空前活跃和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表现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以及体裁、样式、手法、技巧等方面的多重性和多样化，这种多重性和多样化的表现格局的出现，给文学带来了繁荣和兴盛。 
　　　文学豫军就是在经济改革和文化繁荣的背景下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其时，全国各省都对自己的文学队伍建设进行了规划，陕西以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作家群蜚声文坛，北京则形成了具有强大实力作家群、山西、河北、湖南等各省作家均显示雄厚的实力，不断推出在全国具有影响的作品，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河南作家群方阵甫城，马啸旗奋，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二、文学豫军的文化特征 
　　　河南古称中州，意谓天下之中，历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这片热土上，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开历史的篇章，这里古代灿烂文化的数度繁荣昌盛炳彪与史册，曾出现过象杜甫、韩愈、刘禹锡等文学巨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的文学队伍得到了组织，从外地归来，从外省来豫的，本地产生的，形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创作队伍。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作家队伍创作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豫军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色彩。从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政治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文学作为感应的神经，与政治之间有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原则的确立，给文学的性质功能以明确定位，因此，河南的作家不可能不听从时代政治对文学的召唤。从整体上看，为政治斗争服务，配合政治运动，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河南作家创作的指导思想。在诗歌创作方面，苏金伞带着他的《三黑与土地》出现在中国的诗坛。这首作品属于新时代的歌声，他通过歌唱翻身农民的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预示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农村生产关系将极大地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为中原土地改革树起了一座诗的纪念碑。身在外地的诗人白桦、李季、寒风，其诗作均以歌颂新的世界新的活动为主旋律。例如李季，他的文学活动直接受益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深入三边地区体验生活，并向陕北民歌汲取丰富营养，采用信天游形式创作了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为解放区文学树立了一座彪炳史册的丰碑，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获得了“石油诗人”的美誉，创作了大量反映石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诗篇。随后相继在省内出现诗人王怀让，其创作的诗作无不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在小说创作方面，李淮整个创作的政治文化色彩是极具代表性的。他以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而一鸣惊人，然后有大量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问世，以敏锐的政治触角，强烈的政治热情，及时地反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乡村生活。尽管李淮以人情味很浓的家庭生活来反映社会生活矛盾，其中却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有人说李淮的作品贴有鲜明的政治标签，甚至是政治的传声筒，政策的图解。那么，笔者觉得，作家不可能超越时代，一个政治时代的风尚和潮流，必然对作家产生重大影响，在统一的规范和模式的约束下，作家别无选择。 
　　　二是具有鲜明的乡村文化特征。河南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常常被称为一个农业大省，河南广袤的乡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已形成了深厚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体系，河南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民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农村生活的丰富性，为河南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乡村文化的主题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作家的注意，这一方面受当时国内思想界总的趋势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对改变的时代生活的感受日益深化的结果。作家们首先发现的是乡风民俗作为小说故事背景的那种无可替代的文学魅力，像孙方友的《颍河风情录》中那些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颍河镇上乡风民俗的生态描绘。八十年代以来，对乡土文化主题进行比较集中思索和表现的作家应首推乔典运。乔典运长期生活在农村，本身就是一部乡村文化的大书。乔典运的创作生涯虽然始于五六十年代，但他真正的艺术青春，却是在80年代才放出异彩的。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所创作的作品，表达了他对乡土文化心态的思索。像《村魂》、《刘王村》、《无字碑》等，均是对乡村文化的理解。被称作乡土的精灵的张宇，对乡村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最早发表的小说《土地的主人》，表现出了作者对土地的关注和对农民命运的思考，随后发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体现出了作者深厚的乡土文化的蕴涵，既深刻地把握了乡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不断地拓展精神视野。在河南，从20年代的徐玉诺，到50代的李准，再到80 年代的乔典运、张宇、李佩甫、田中禾、郑彦英、张方友，之所以能够给人留下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与浓郁的乡土色彩、得益于作品中那样鲜活生动的充满乡土文化气息的人物形象。文学豫军之所以带有浓厚乡土文化色彩，有生活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山西的赵树理率先实践讲话精神，推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画》等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并以他为代表形成了“山药蛋派”文学，可以说，文学豫军山药派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李准到后来的一些作家，创作的路数基本上都与此相近或者相似。 
　　　三是文学豫军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文学就是人学，这句至理名言在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时几乎被忘却了，8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的回归，性质与功能的重新定位，表现领域的扩大，我省的作家开始显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探究。田中禾的《五月》为世人所瞩目，是因为他在一片歌颂声中写出了农民的疾苦，它的价值在于它摒弃了对生活的各种伪饰和先验的结论，直接切入普通人的生活困境中，写出了他们真实而又琐细的烦恼，写出了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而做出的艰苦努力，从而也就写出了一种不乏庄严意味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不是从外面或者上面加进去的。在当代小说中，这一点尤其可贵。刘震云的《塔铺》，题材虽然与此有别，但小说的主旨则大体相近，那群企图在困境中突围的农村考生，同样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和心灵的压力，小说中没有简单的道德评判，也没有对未来的廉价许诺，只有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呻吟和呼唤，重重地敲击着读者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