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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商隐女性化创作机制
 
                                      赵怿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李商隐的诗歌弥漫着幽怨伤感的情调,许多诗歌以艳写哀,绚中见素,一波三折,摇曳生姿,极富女性色彩。李商隐“有时使用一种相当女性化的眼睛来审美,用相当女性化的词语来写诗的。” 
关键词:李商隐;女性化;审美关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0-02 
    李商隐的女性化审美关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李商隐所运用的丽藻意象群。李商隐经常运用注入金、玉、珠、鸳鸯蝴蝶、桃花芙蓉、锦绣奇物的等极富女性感官美的意象。第二,是其女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女性的思考方式偏于感性化、形象化、具体化,讲求主观性和感受性,缺少理性的思路和完整的逻辑,而李商隐跳跃、破碎的语言使其诗歌具有巨大的可阐释性,其生成的朦胧意境给阅读带来无限的乐趣。其诗歌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没有固定的一一联系,诗歌的书写没有明显的秩序。第三点表现在李商隐诗歌作品中对于女性的关注,李商隐的诗歌作品中,充满了丰富的女性形象,从欢场女子到邻家青梅,从绝尘神女到美艳妃嫔。其四,是李商隐转向内心的诗歌书写。李商隐的诗歌是个人的,是内心的,他开拓了心灵的疆土,重视起个人的情感世界的细微变化,很有些女性顾影自怜式的哀愁。 
    这种情况,在诗国之中是少见的,究其成因,笔者认为是李商隐一生中“父亲之名”的缺失所致。“父亲之名”这一能指符号原本是索绪尔语言学体系中的术语,由拉康引入精神分析领域并成为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拉康提出“父亲是一种隐喻”的观点并作出经典阐释:“父亲是一个能指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在拉康的体系之中,“父亲”的概念不代表着“真实的父亲”,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不是孩子幻想之中无所不能的父亲。“父亲”,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的绝对秩序,是一种“父亲之名”。 
    纵观李商隐的一生,“父亲”形象是缺位的,其中不仅包括真实父亲的缺位,也包括“父亲之名”的缺位。 
    李商隐出身于号称大族的衰门,数代都是孤儿寡母,形影相吊,“百岁无业”、“家帷屡空”,至李义山,是由其祖母苦苦支撑家业,整个家族都萦绕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之中。家族轮回式的悲剧让李商隐发出“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的嗟叹,四海之大,九族之中,竟无一处一人能让李商隐可依可傍。生理意义上父亲的早逝,家族中连续性的父性话语权的丧失,对李商隐的影响是巨大的。 
    弗洛伊德指出,“阉割恐惧”实际上是男孩脱离“口唇期”对于母亲的依赖转而对其进行反抗,通过强调性差异的事实,通过向象征完整的父亲角色的认同。儿童反抗母亲这一生物性依赖,实际上是反抗自己弱小、无能的生物性状态。而在李商隐的生命早期,他是被女性所环绕的,家族中男性形象的缺失,导致李商隐潜意识中阉割恐惧的缺位,使其在男性进行性别认证的时期产生了一定的犹疑,绝大部分是处于一种女性话语的语境之中的。 
    王蒙先生曾经指出,李商隐的创作心态、他的性意识、性心理,及其值得研究,他甚至怀疑李商隐有一些“性错乱”,在母训文化发达的唐代,寡母们始终践行这儒家文化人伦关系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慈”的责任。在中国传统语境之中,“从父”、“从夫”、“从子”是对于女性的要求,柔顺是理想女性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纵然抚孤的寡母如何的刚强坚毅,也难以完成对于“父义”的替代。被女性环绕的成长环境、父亲形象的缺失造成了李商隐阴柔内向的性格,让他对女性自然有着更多的了解和观察,且李商隐女性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父权的存在而产生隔阂,反而使他对女性投之以更广泛的关注。 
    在生理父亲缺位的前提下,李商隐在仕途上所遭受的打击,是其自主寻找“父亲之名”的失败。中国文人素来有香草美人的传统,“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由是观之,皇权所带来的政治权利的衍生物,才是封建社会中真正的“父亲之名。”所忠之主,是士人们精神上的父亲。对于李商隐来说,文宗大和三年在洛阳对于他令狐楚的初次拜谒,标志着李商隐寻觅政治上的父亲之名的开始。在踏入社会之初,李商隐就获得了曾经出任过宰相的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青眼,考取进士时,楚子令狐陶赏识有加。幼而敏捷,才名早著的李商隐也有凌云的政治抱负和强烈的经世观念,他和天下所有士子一样,渴望兼济天下,渴望获得最普遍的“父亲之名”的认可,进而得以自证,可以说,令狐父子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利,成为了李商隐政治生涯中最原初的“父亲之名”。然而,在楚死后投入王茂元幕并迎娶其女李商隐却被卷入了牛李党争之中,成为了统治者阶级、即两种争斗着的“父亲之名”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牺牲品。自此,李商隐再也获得不了任一“父亲之名”的认可,终生背负“负家恩”、“诡薄无行”、“轻薄无操”的骂名。西方学者劳伦斯·利普金的著作《弃妇与诗歌传统》中就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子被弃是常见的,‘合理’的,而反之,男子被弃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被政治的“父亲之名”所抛弃的李商隐选择了女性形象来为自己发声,用女性的口吻来抒发失去“父亲”的遗孤之感。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整个唐代社会江河日下的幕落时分,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王朝应经气数将近。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为当时朝廷的三大祸患,而战乱屡起,赋税加剧又使社会处在动荡之中。因 “济世”和“致君”的理想都无法得以实现,和晚唐的众多的诗人们一样,李商隐也沉浸在一种绝望的末世情绪之中,以至于万念俱灰。国家,这个文化背景下最庞大的“父亲之名”,在此时濒临着倾覆。自此,“父亲之名”在李商隐的生命中彻底的消解。 
    “父亲之名”的缺失,也许是李商隐一生痛感的来源,然而,这也使得李商隐何以成为李商隐,成就了李商隐的女性化创作机制。失去“父亲”的李商隐是悲哀的,然而,这种失去所带来的女性化审美却让李商隐在悲哀的同时,又无比的美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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