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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
余华:活在喧嚣的国度
/许知远
  1982年,余华22岁了,他决定成为一名作家。之前5年,他每天8小时,在浙江的一个叫海盐的小县城的一所牙科医院里拔牙。他相信自己至少见到了上万张嘴巴,却仍发现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和整整一代中国作家一样,对余华而言,文学与其说一种内心压抑不住的才情的释放,不如说是对单调生活的最有效的逃离。“作曲与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1997年他谦虚而认真地回忆说,“我只能写作了”。
  此时,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大作家了,1991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一年后人们又看到了《活着》,1995年他完成了《许三观卖血记》。在此之前,批评家把他划入了先锋派小说家的行列,他像北村、苏童、格非一样是80年代最后几年中国文坛最让兴奋的几个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学式作文式的写作厌倦透顶,正探索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
  但更广泛的承认似乎仍未到来。三部长篇小说的印数加在一起仍不超过2万册,尽管其中一两本些得到了中等规模的奖项,比如中国时报的十本好书奖,张艺谋在1994年把《活着》搬上了荧幕,那更是导演而非作家的作品。
  他居住在五棵松的一处不到40平米的小公寓内。他多年的朋友陈年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后者当年是《北京青年报》27岁的年轻记者,前去采访36岁的作家余华。见面的气氛诚恳而紧张的气氛。在采访进行到一半时,陈年被仍进一个黑黑的小房间里,余华把巴赫的唱片放进唱机后离开,半个小时后,他回来询问仍莫名其妙的记者,你觉得巴赫怎么样。
  这可能是余华第一次接受大众媒体的采访,以《北京青年报》在当时的影响力,采访使余华收到了一个小说家都想象不到后果——他儿子的幼儿园老师找上门来,询问能否帮助她的儿子上小学,因为他显然是个名人。陈年也记得,在1996年的那个暑假,余华如何不知疲倦地从五棵松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北京大学,再加上一个北大青年老师韩毓海,三个人坐在学校的草坪上。“我们在一起胡说八道,相互打击,没个正经”,陈年说回忆说,“余华是个骄傲的人,和朋友在一起又是满口放肆的家伙,激动起来还口吃,他从不怀疑自己是最好的小说家。”1996年初时,余华对于独立采访者许晓煜说:“我认为我始终是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列的。”
  但在此后将近十年中,余华没有出版任何小说,他开始在《收获》杂志上断断续续地发表随笔,卡夫卡与川端康成,布尔加科夫与福克纳,博尔赫斯与三岛由纪夫,他回忆这些年轻时痴狂喜爱的经典作家。他也开始讲述音乐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它和文学一样都代表了对于叙述的迷恋,他想起了1975年,在他仍是个初中生时,如何突然间爱上的作曲,用整整一个下午,将《狂人日记》谱成了曲。
  是随笔而非小说,使我第一次对余华产生兴趣。1998年的夏天,我买到《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在《收获》上读书笔记的合集。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各种各样的文论,从T·S·艾略特到沃尔特·本雅明,爱德蒙·威尔逊到米兰·昆德拉,他们谈论如何写作小说与诗歌,比小说与诗歌本身对我更有吸引力。厨房的秘密比餐桌上的菜肴更让我兴致盎然。
  我完全被《我能否相信自己》的叙事迷住了,一句与一句构成了一条绵延的河流,我只能顺流而下。我怀疑自己从未看出其中的特别之处,只是觉得它写得几乎像是博尔赫斯的随笔,在每一句话后面我都读到了更悠长的意味,那的确是个“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紧接着,《高潮》又出版了,他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和霍桑的《红字》放在了同一坐标系中,尽管“他们置身于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完成了两个决然不同的命运……”,然而,“……他们对内心的坚持却是一样的固执和一样的密不透风……他们的某些神秘的一致性,使他们获得了类似的方式,在岁月一样漫长的叙述里去经历共同的高潮”。
  我从未学会文本分析,在文学理论家们强调余华作品中的“暴力”、“冷酷”色彩时,余华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个温暖、富激情、又有点无赖孩子气的形象。我从也不是文学青年,对中国文坛的兴衰一无所知。因为随笔,我开始阅读余华的小说。令我激动的是,它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先锋,而是像极了我心目中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我被叙述的节奏、人物的命运牵引着,头也不回地往下读。
  但我得承认,我仍主要用随笔、甚至警句阅读者的眼光在读余华的小说。他的小说的序言比小说主题更让我着迷。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不同小说的中文版、韩文版、日本版、意大利版的序言。那里面充满了让我击节赞赏的语句。《许三观卖血记》的序言是这样开头的“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记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在《在细雨中呼喊》的韩文版序中,他又写道:“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和甜蜜。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如同流动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里永久而宽广的荡漾着,支持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
  从1999年夏天到2000年的冬天,在很多安静的下午与夜晚,我缩在沙发上、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想象着是什么人写出了这样的文字。我从他偶尔给大众报刊撰写不随意性的小文章,知道了他生活的一些片断,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如何躺医院的太平间里凉爽的水泥板上度过炎热,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小床上,透过树梢看到月光的抖动,夜空的深远和广阔与无边无际的寒冷,给了他持久的恐惧感;第一次战战兢兢前来北京改稿的经历,他有一个叫漏漏的儿子,他是多么高兴能够搬到北京来住,他在这里不需要主动和任何人说说话,是个真正的陌生人。
  也就是在这几年中,对于余华的更广泛的承认终于到来。南海出版公司最初发现了这位作家的市场价值。那是一种窄窄的、不带勒口的开本,康笑宇的封面设计,尽管内页的纸张不无粗糙,我买的几本都有蛀虫的痕迹,但在当时仍不失包装精美。它们在书店里都成为了长销书,他主要作品开始以不同的版本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性的奖项也接踵而来,他开始周游世界,去欧洲签名售书、美国的大学做讲演、为意大利的中学生分析“活着与生存”的差异,去韩国作访问,参加不同国家的文学节……在世俗意义上,他的确已经是个大作家,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位中国小说家比他更声名显赫。
  也是在这几年中,中国社会的运转速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刻,它变得空前的喧哗与躁动,所有人都把他们所有的欲望都释放与表达出来,它混乱、粗俗而生气勃勃。而对于作家而言,写作也突然变得蓬勃且泛滥,他们曾经宣称诗人已死,小说已死,作家在80年代的风光无限,已彻底地让位于商人、娱乐明星,但由于媒体的爆炸、互联网的兴起,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在宣称自己在写作小说、剧本、诗歌、随笔,但与此同时写作不再被称之为写作,而是写字。
  在这种喧闹的映衬下,余华那些往昔的作品,那些饱含深情的阅读、音乐体验,散发的光彩显得不真实的动人。他引用着贺拉斯的名句,用崔护的“人面桃花别样红”的诗句向日本人解释“活着”的意义,乃至于我毫不怀疑,他不属于我们的时代,而是从属所有时代的杰出作家的行列。
  2005年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一个月前,他十年来的第一部小说《兄弟》的上半部出版了,不需要再多的时间检验,我们已经知道了它肯定是2005年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首先是长篇小说、其次是短篇小说、然后才是随笔,在余华的内心中,它们的重要性是如此顺序排列的。可能即使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整整十年中,焦虑感如何困扰着他,没有一个长篇、一个中篇,甚至一篇短篇都没有。
  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第一页正文,《兄弟》都让我既惊诧又失望。在前几页,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本一流网络小说家的作品,语言粗糙重复。是的,我一口气读了两章,但很大程度是被林红的那个可能曼妙的臀部所吸引的,像刘镇上所有人一样,猎奇感牵引着我。这些文字与那个我熟悉的余华相去甚远。他选择了在一个傍晚见面,他那个著名的、相当有礼貌的儿子漏漏为我们开了门。在客厅的西边墙上是一排又一排的唱片架,东墙则堆放着一叠叠杂乱的过期报纸杂志,一台饮水机不和谐地矗立其中。他穿着灰色的短裤,暗青色的、有些折皱的T恤衫,短簇的头发,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得多。
  他客气地让我们坐下,谈话开始了,我却不知道如何开始。我应该告诉多年来,他的作品如何在我内心中激发出温暖和诗意的吗?还好,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开头方式。与1996年陈年相见时不同,他不会再有任何紧张不安。他已经习惯面对媒体的谈话。仅仅在过去的四个星期中,他已前往了四个城市,接受数不清的彼此重复的采访。
  “前两天,我接受了35个采访,有面对面,也有电话的。”他以这种方式开头。他态度和气,声音似乎既有点尖利又有点沙哑,但音量足够高,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快活和兴奋。然后他谈起这本书如何畅销,在不到一个月内的印量就达到了25万册。对我而言,接下来是一段艰难的心理适应期。余华谈起了他如何在当当网上查看跟贴,发现其中大部分人都持肯定态度,甚至还抱怨了新浪网的发言限制,它影响了更多人对《兄弟》做出评价。“没有一口气读完更好的评价了”,他说,“我对于这些网友的比那些批评家更重视。”
  事实上,他只愿谈论这本书,不是书本身,而是它引起的反响。至于作家的使命,叙述的艺术,这样的询问大部分被他一句带过。总之,他没有说出任何我所习惯的、一心期待的那种意味深远的语句。他斜坐在沙发上,右腿翘在左腿上,双手似乎总也安静不下来,不是摸摸这里,就是碰碰那里,随着谈话的继续,他身体倾斜的角度越大,以至于我担心他会像上课时调皮的小学生一样从课椅上出溜到地板上。过程中,他还会穿插着接一两个采访电话,把刚刚对我们说的一段话再公平地送给对方。一些时刻,眼前的情景让我恍惚,仿佛是在面对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沿街兜售他的拨浪鼓。
  谁都读得出他的随和里面蕴涵的自负。他为自己在《兄弟》中的粗糙语言辩护说:如果你习惯了你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开头,不一定喜欢现在这么嘈杂的开头。但是当13年前,《活着》刚刚发表的时候,文学批评界一片否定之声。他们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认为我这样的先锋作家不应该写这样的小说。”况且,他还相信“凡是容量足够大的作品,就无法同时做到精致,它们必然是冲突的”。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在《后记》中,余华为小说的基调做出了说明,这种说明对于小说家而言显得过分直白。
  这种对比的确让他亢奋异常。今日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与文革时的普遍性的疯狂,一样给他刺激与灵感,前着是欲望的极度泛滥,而后者却是欲望的极度压抑。他不止一次地说,新浪的社会新闻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中国作家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创作题材,就像南美洲大陆的混乱曾经给予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刺激一样,一个把自己家的祖坟修建得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河北农民,与《百年孤独》里长尾巴情节难道没有相似之处吗?
  在《兄弟》里,在谈话时,那个我臆想中的从容而富有节奏感的余华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有点世俗的浙江海盐人,只是看不出他是否给人拔过牙。但我得承认,他的确没有必要将他那一面更为敏感、深情的一面暴露给我们,过多的采访使他必须学会机械而礼貌的应对,采访者不是他小说里的主人公、需要鲜明的个性、被认真的对待,我猜想,他根本不会留意你是谁,重要的是,他需要把这本书推广出去,这是双方都需要的工作。当他偶尔说到斯汤达于连握到德瑞纳夫人的手的那一段描写时,那个我期待的余华显灵了,“那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它惊心动魄地就像拿破仑的一场战役”,他在说完后,还不忘加上一句,“真他妈的精彩”。他说起了他的妻子和《收获》杂志的两位编辑是他最好的评判者时,那种真诚简直令人感动。
  写作长篇小说一项艰难而漫长的训练。余华不断的强调说,体力肯定比才华更关键。“有些时候你兴奋不起来,不是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够兴奋”。余华说,漫长的努力随时可能被一次小胃病或是意外的感冒所击垮,所以在写作期间,他经常要突击性的锻炼,以使自己的身体健康并兴奋起来。《兄弟》是不到10个月产物,之前他在美国讲学,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游荡,在之前他已经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出了30几万字,“它或许符合你的期待,语言比“许三观”还精致。”最终,他还是让它安静留在了硬盘里。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朱伟说的,“他需要写一些和之前的《活者》、《在细雨中呼喊》不一样的东西”。
  “先锋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不满足于现状。过去,几乎我的每一篇小说都能引起评论,如果我用我所熟练、被称为余华式的写作,继续写下去的话,写到今天的话,也会受欢迎……但是,我就是不满意,我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我就发现必须否定自己,这时我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锋派了。”在1996年那篇《我永远是个先锋派》的访谈中,他对许晓煜说。“13年前,活着刚刚发表的时候,文学批评界一片否定之声。他们的否定很奇怪,就是认为我这样的先锋作家不应该写这样的小说。而《兄弟》也可能类似。”2005年时,1996年的那段表白再次找到了呼应,“一部小说刚出版的时候,一片叫好的话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它可能是短命的。当你是一片批评的时候,往往生命力会很强。”
  谈话的气氛从未热烈起来,就像夏日闷闷的夜晚,你看到云层厚积,风已起,却不见雷电的到来。有几次,明显的冷场的出现了。我始终未能从惊奇感中摆脱出来,而余华则依旧保持着他的心不在焉,却没有丝毫急躁的情绪。他的妻子正在和12岁的儿子大院里的活动室打乒乓球,他得意于儿子发现了《三剑客》、《基督山伯爵》、《大卫·科波菲尔》比《哈里·波特》更好看,两天后他准备要去新加坡参加一个文学节。一直到9月3日之前,他不准备从事任何紧张的精神活动,决定这个日期的原因是他在那天将到新浪的作客聊天,谈《兄弟》,之后,他就准备回到小说里,回到李光头与宋钢的命运里,外部世界不再与他有任何关联。
  我们起身告别,他站起来送行,松松垮垮的姿态,就像是和隔壁的邻居吹完牛后,带着不愿继续、也不愿意结束的漫不经心。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那个22岁的小镇牙医,他站在医院的橱窗前,看着空空的街道发呆,看到文化馆的职员以工作的名义在大街上的闲逛时的羡慕;也想起了《活着》开头里那个把毛巾别在腰带上,走起路来啪哒啪哒打在屁股上,走在乡间与田野里采风的年轻人;或许还有那个小学生,他把所有的鞋都穿成了拖鞋,把所有的课本都卷成了圆柱体,塞在口袋里……
  那次见面使我精心塑造的余华形象破裂,我甚至怀疑把文学解读得让人心神荡漾的人可能根本不是他,不过是一个精灵恰巧寄居在他体内。
  两周后,我从《兄弟》的第三章读起。我放松了要求,它比我从前的感觉好得多。其中一些段落让我感动。我记得宋钢在进城时,把青菜放在李光头家门口,然后再回去卖菜,而两个孩子在小镇的街道上疯狂地跑着,寻找着毫无血缘关系的另一个兄弟;他们在看到曾经高大无比的父亲瞬间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时的心情……
  语言依旧粗糙,但我开始期待它的下半部,或许它将给呈现出另一个让你惊叹的世界,或许它可能继续延续了上半部的水准。《兄弟》即使未能与之前的作品相比,也是一部不错的作品。余华毫不犹豫向我表明,一个作家的创造力是没有枯竭之时,只要身体状况良好,他就可以继续写下去,因此“在一个作家没有到达80岁之前,不要轻易给他下判断”。不管这是真正的自信还是盲目的自负,这都表明《兄弟》是余华的一个旅程的开端,转折点的作品不是因为它多么杰出,而是它标志着新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余华来说,所有的写作都理应是为作家的内心服务的(尽管他其实也不可避免地很在乎市场承认),那么别人的评价就更不值得理会了。
  在《兄弟》里,一个余拔牙、占据了几百字的形象,让我再次想起了那个年轻的、闷得发慌、一心想周游世界的牙医余华,在过去的23年里,他的个人故事正像很多作品中主题:命运是如此难测、不可言说。但在这种充满诡谲的命运里,每个人却可能依靠不同类型的奇特的力量而与命运共处,并总是抵达到一个陌生的奇妙之地。正如余华在1997年对青年时代写作的回忆:“在潮湿的阴雨绵绵的南方,我写下了它们,我记得那时的稿纸受潮之后就像布一样的柔软,我将暴力、恐惧、死亡,还有血迹写在了这一张张柔软之上。这似乎就是我的生活,在一间临河的小屋子里,我孤独地写作,写作使我的生命活跃起来,就像波涛一样,充满了激情。”
  下半部的《兄弟》,没给我带来喜悦,事实上,它是惊人的糟糕。乡镇企业家的粗鄙欲望、处女选美大赛、隆胸药的推销员,让余华津津乐道的荒诞轶闻是小说的主角。原本的主人公消失了,他们的勉强存在似乎就是为了串联起这些碎片。余华的在拼命的追赶这个光怪陆离的镀金时代,以完成他最初设定的雄心——中国人在六十年间的戏剧性转变。他太沉浸在这些荒诞的奇观中,为此乐不可支,却没兴趣做出任何细腻与深入的探究。你也感觉得出,即使这些荒诞,他也缺乏足够体验,他依赖的是报纸、网络与谈话中新闻与传言。
  《兄弟》让严肃读者倍感失望,但它仍带来市场的成功,不仅在中国市场,也是全球范围。不管是在剑桥的闹市区,巴黎第八区的小书店,还是班加罗尔发着霉味的二楼书店,我都见到了不同版本的《兄弟》。余华,就像张艺谋的电影、海尔电器,是我在旅行时碰到的少见的中国标识之一。从美国到欧洲,他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间,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为陌生人讲解的当代中国。一位中国记者发现,余华已变成了一名技巧高超的演讲者,自如的控制语气、节奏,知道何时该插入一个笑话了。小牙医不仅变成了大作家,还变成了国际明星。
  看到英文版的《兄弟》时,离我上次、也是唯一次见到余华时,五年过去了。中国变化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想得都更快。五年前,人们还尝试性的探讨中国崛起,今天则不容置疑的宣称“中国统治世界”。人们总是先被物质力量震惊,才会感兴趣它的内涵。这个要统治世界的中国到底怎样思考,有着怎样的内心?
  鲁迅曾经抱怨这是个“无声的中国”,中国人不分析自身。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仍是“无声”的,谁也说不清这个国家内部的复杂变化。但中国远不是那个衰退、富有观赏价值的古老文明,而可能决定世界的命运。世界理解中国的欲望更为强烈。中国代艺术家,电影导演,还有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们,涌入了西方市场,他们是窥探中国内部的捷径。
  余华是这股浪潮中最重要的作家,《兄弟》符合外来者对于中国的期待。六十年来,它从红色的共产主义到镀金的资本主义,它是人类行为的试验场,必然怪相丛生。余华曾把当代中国的混乱比作马尔克斯笔下的南美洲,它们都是“魔幻的现实”。但《兄弟》却与《百年孤独》相去甚远,中国的悲剧与荒诞没有激起深层的、普遍的情感,它变成了这股“中国热”中的消费品,充满了猎奇。
  再次阅读余华,是因他的散文集《十个词里的中国》,借由“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草根”、“山寨”、“忽悠”这十个词汇,余华希望能够“将当代中国的滔滔不绝,缩写到这十个简单词汇中……跨越时空的叙述可以将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经验和亲切的故事融为一体……可以将在当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纷乱复杂的社会里,开辟出一条清晰和非虚构的叙述之路。”在气质与主题上,它是《兄弟》的延续。余华似乎喜欢上了中国解释者的角色,他不仅通过虚构故事来描写中国,他还准备直接做出诠释。他或许也想追随很多伟大作家的道路,他们不仅说故事,还是个智者。
  很多人对此表示赞叹,余华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罕见的勇敢。他在这本书里批评了毛泽东、1989、现政权的腐败、政府对于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在中国主流作家里,他是第一位这样做的。这也是令人心酸的赞叹,作家本应是一个社会天然的批评者,但在不日益封闭、自满、压制的中国社会,这态度倒成了例外。
  我的感受是复杂的。是的,它仍有很多迷人之处,余华保持着叙述从容,对生活中荒诞的敏锐捕捉,很多段落、尤其是与他的童年记忆相关的描写,仍让我哈哈大笑,它让我想起了十年前最初阅读到他的散文时的快乐。他觉察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狂热的三十年革命与拜金浪潮的三十年,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日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的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他在《山寨》一章中写道。
  与此同时,他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和大多数同代作家一样,他没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他们几乎全部依赖于直接经验和个人感受力,借由中国社会提供的丰富素材,他们可能迸发出特别的创造力。但去理性的分析社会是另一回事,这需要你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更广阔的知识背景,而余华没有这个能力,再最初的敏锐发现之后,他没有能力探测得更深入、也更全面,在同一种分析中打转,不断的重复。这有情可原,我们不该要求一位作家也是思想家。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慢慢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知识结构与分析能力,它可能还蕴涵着某种更深的危机,这危机不仅与余华有关,也是一代中国作家的困境。它或许还解释了,《兄弟》让我不适的原因。
  不管是《兄弟》还是《十个词里的中国》,余华从未试图进行真正的道德与价值上的追问。他聪明的列举种种例证,质疑流行的观念,在时空中穿梭,但他从未试图做出追问——倘若眼前问题重重,到处是欺骗与躁动,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与社会?
  这种追问不是为了找到“怎么办”式的答案,而是重建意义系统的努力。正因为缺乏这种追问,中国的苦难与荒诞,才仅仅变成了观赏与消费,它转化不成更普遍的人类经验,更高级的艺术表现。这或许与余华这一代人的经历相关,他们出生与成长在一个充斥着空洞道德的年代,在多年的欺骗后,道德与意义彻底破产了,人们再不相信这些光辉的词汇。嘲讽与功利主义变成了自我保护与自我实现的主要方式。这也解释了《活着》这本小说和这个词汇,能让这么多中国人心颤不已,在一个意义崩溃的时代,惟有活下去的动物本能才是真实的,而余华为这卑微的欲望赋予了更高(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存在)的意义。
  道德与意义追问的缺失,也表现到余华的叙述上。只有个人责任,才是道德与意义的最终承载者。一直以来,他宣称要为内心写作,但他从未试图逼近自己的内心。在阅读《十个词里的中国》,你强烈地感觉得到,他在为一群国外的读者写作,他简单化、说明式、方向明确的努力,盖过了想要探索的欲望和必然伴随的未知。在行文里,他也从未自我质疑与追问,仿佛一切就是如此。我在他文字里,看不到他的内心,他精明的组合文字与感受,他太精明了,他的产物精美却没有灵魂。
  对意义的放弃,也多少解释了《兄弟》中混乱的叙述。因为缺乏内在的价值与意义,杂乱的社会现象在小说中也以杂乱的描述出现,他没有净化它们,只任由它们的蔓延。
  我要承认,我的怀疑可能太苛刻了。这种情绪就像是一次逆反。昔日过度崇拜,而现在则太过刻薄。我多么希望,余华能如他五年前所说,把作家的创作力维持到80岁。但如今,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他缺乏那股真正的道德激情,正是这激情,而不是敏锐与机巧,才是驱动一个伟大作家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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